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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语文【小学版】

教语文能用好教材,举一反三者则事半功倍

 
 
 

日志

 
 

叩问一代巨匠苏东坡(2)  

2008-05-04 14:37:06|  分类: 读书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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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举成名 天下皆知

古人说,“学而优则仕”,苏轼兄弟十年寒窗苦读,最终就是为了要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

  宋代科举考试图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三月,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十八岁的弟弟苏辙,在父亲的带领下前往北宋都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这对于父子三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父亲苦心孤诣的教育会是什么效果?两个儿子的十载寒窗能否取得相应的回报?面对人生路途中的第一次重要挑战,苏轼兄弟会有怎样的表现?这场至关重要的科举考试是否会改变苏轼的人生命运?这些都还是未知数。

  当时的科举考试分为三步走。

  第一步,苏轼与苏辙首先参加了当年七月京城开封府组织的举人考试,顺利通过。

  第二步,兄弟俩参加了次年正月由朝廷礼部(相当于今教育部)组织的省试。礼部考试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请论述古代君王奖惩赏罚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这个题目是很刁的,你得有很丰富的历史知识,还得有点理论水平,才能把这篇文章作好。

  按照宋代科举的考试法规,为了防止考生徇私舞弊,在试卷收齐之后,先由办事员将所有考卷登记在册,然后由专人将所有考卷重抄一遍,将抄写的试卷送交考官评阅。这样,考官手里的试卷,看不到作者的姓名,更无法辨认考生的笔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平公正,这对我们今天的考试制度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那么苏轼这篇文章到底写得怎么样?是否能够得到主考官的赏识呢?

  这一天,此次科举的主考官,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当代文坛宗主欧阳修,读到一份答卷,这篇文章见解独到深刻,文字质朴自然,笔力稳健通达,隐隐传递出一股大家的风采。欧阳修非常喜欢这篇文章,本来决定将它列为第一名,可是转念又一想,这篇文章写得如此之好,作者会不会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也就是后来名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呢?可是如果将曾巩列为第一名,自己的行为不是循私舞弊吗?为了维护考试的公正,欧阳修决定忍痛割爱,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二名。

  发榜之后,欧阳修才发现曾巩并不是第二名,他读到的这篇好文章根本就不是曾巩写的!欧阳修只知道他的学生曾巩的文章天下第一,哪里知道,有个来自眉山的小伙子文章更为出众,其文章才是天下第一,此人姓苏名轼字子瞻!这份答卷是苏轼的。要想得第一名,当然必须文章写得好,而苏轼却因为文章写得太好了,只获得了礼部考试的第二名。

  进入考试的第三步,由皇帝宋仁宗亲自主持殿试,苏轼兄弟与其他三百八十多位举子都顺利通过,成为同科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二十二岁,苏辙才十九岁。按照古人的说法,“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也就是说五十岁中进士都不算老,苏轼兄弟俩真是名副其实的少年成名啊!

  在三关考试最关键的第二关——礼部考试之中,本来可以稳拿第一名的苏轼却获得了第二名。这对苏轼来说虽然有些委屈,却给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话。我们不禁要问,苏轼在这篇颇有点传奇色彩的文章里头到底写了些什么?主考官欧阳修为什么对它那么青睐?围绕这篇文章,欧阳修与苏轼这对师生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欧阳修这次虽然认对了好文章,却点错了好名次,而且眼下他还有点儿纳闷,原来对于苏轼这篇杰出的文章,老先生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意思是:上古尧帝的时代,司法官皋陶三次要判一个罪犯死刑,尧帝三次赦免他。因此天下人都惧怕皋陶执法之严厉,而乐见尧帝用刑之宽仁。

  熟悉古代历史的人都知道,皋陶本是舜帝任用的法官,后来曾被大禹举荐为继承人,怎么在苏轼的笔下成了尧帝的执法官呢?

 

  一次,欧阳修就问苏轼:“你文中所用的这个典故出自哪本书?”苏轼顺口答道:“在《三国志》孔融的故事里。”苏轼走后,欧阳修将《三国志》中有关孔融的部分细细读了一遍,却没有发现这个典故,他更加纳闷了,第二次见到苏轼,就又问这个问题。

  苏轼这才老老实实地交代说:“这是我想当然编造出来的!当年曹操灭掉袁绍之后,将袁绍漂亮的儿媳妇赏赐给自己的儿子。孔融对此不满,说:当年武王伐纣,就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忙问此事的典故出自哪里?孔融说:想当然罢了,今天能发生这样的荒唐事,古代肯定也有。我想,尧帝为人宽厚,司法官非常严格,想当然,自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吧。”(事载宋?杨万里《诚斋诗话》)

  如果换在今天,您的学生这样回答,您会有什么表现?我想大部分人都会眉头一皱,训斥他不学无术,态度不严谨,用猜想代替证据。而欧阳修的表现又如何呢?欧阳修一听苏轼如此回答,非常欣赏。后来他多次对别人谈及此事,说:“苏轼这个人真是善于读书,善于运用知识,以后写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语载宋?杨万里《诚斋诗话》)他还高兴地说:“读苏轼的文章,真是感觉后生可畏,身上不禁直冒汗,真是太令人高兴了!我要避开一条路,好让他出人头地!”(语载欧阳修《与梅圣俞》)又对自己的儿子说:“再过三十年后,不会再有人提到我的名字。”(语载宋?李廌《曲洧旧闻》)

  想想看吧,以欧阳修在当时较高的政治地位和文坛领袖的身份,他这样高度地评价苏轼,苏轼又怎能不名满天下呢?就连数百年之后的我们,也不禁为欧阳修宽广的胸怀、过人的见识和奖掖后进的热忱而深深感动!

  苏洵虽然没有参加科举,但是他的文章也得到当时文坛的高度评价。欧阳修这样形容他们父子三人在当时的影响:“他们父子三人在京师游学,我将苏洵的文章献给朝廷。朝野公卿士大夫争相传阅。苏轼、苏辙都考中进士高第,也以文学著称于世。眉山是个距离京城西南数千里之遥的小地方,而苏氏父子一日之内就名动京师,文章传遍天下,后生学者争相仿效学习。”

  苏轼用他天才的文思与妙笔,一举成名天下知。可是,因为母亲程夫人的不幸去世,苏轼只得返回家乡服丧。三年之后,也就是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二月,当苏轼兄弟陪父亲再次来到京城的时候,一次北宋王朝最高级别的人才选拔考试——制举考试即将举行。曾经在三年前的进士科考试中小试牛刀、一举成名的苏轼兄弟自然不会放过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准备向这次制举考试再次发起冲击。那么,制举考试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考试制度?而苏轼兄弟在这场制举考试中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少年成名的苏轼还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吗?

  制举不同于三年举行一次的“进士”、“明经”一类的“常科”,它是由皇帝特别下诏并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一种考试制度,倘若被录取,就可以获得较快的擢拔提升。参加制举考试的考生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然后由六名考官先行考核,及格者才能参加皇帝主持的考试。制举开设次数极少,两宋三百年历史中,只举行过二十二次制举考试;资格审查也极为严格,能够参加考试的人很少,能够考中的就更少,考中而成绩优异者则少而又少。宋朝三百年中考中制举的才有四十人左右,而考中进士的则有将近四万人,相差近一千倍。

  苏轼所应考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贤良方正”是说文学出众道德端正,“能直言极谏”是指善于策论,勇于给皇帝提意见。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轼以所作五十篇策、论通过制举考试。显然,苏轼应考制举的策论文章再一次得到了主考官的赏识,不过这次赏识他的还有当朝皇帝宋仁宗。仁宗皇帝与司马光等考官将苏轼点为制举第三等,这是极高的荣誉。按照宋代制举等级的惯例,一、二等都是虚设,实际最高等级为第三等,其次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等算是不及格。自从北宋开设制举以来,只有吴育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通过第三次等,其他人都在四等以下。因此,苏轼得第三等是破天荒的大事。弟弟苏辙也不示弱,获得了第四等的好成绩。这一年苏轼二十六岁,苏辙二十三岁。

苏轼兄弟的学习和考试经历很值得我们当代人深思。他们一路斩将刈旗,取得这么好的考试成绩,秘诀在什么地方?现在很多学生都害怕考试,有的人也对应试教育提出很多批评的意见。但是我们说,真正善于读书的人,读书读得很优秀的人,不会成为考试的奴隶,而会成为考试的主人。

  从苏轼的读书生活中可以总结出几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他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父母对他要求很严格;第二,他有非常扎实、雄厚的基本功;第三,他有非常科学的、有效的读书方法;第四,他善于灵活地运用知识;第五,良好的机遇,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名人欧阳修对他的提拔奖掖也起了重要作用。所有的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才造就了少年成名的苏轼。正是这样善于读书的人、勤于读书的人,才能成为考试的主人,成为大文学家,才能在政治上实现宏伟的志向。

  现在,苏轼有礼部考试第二名、制举第一名的辉煌业绩,还有宋仁宗以及诸位考官的高度评价,年轻的苏轼一定要迎来一个无比辉煌的成功了吧?他一定会得到比一般人快得多的提升吧?少年成名的苏轼在仕途上是否也会一举成功呢?

六、步入仕途

(引语)他离开京城虽然是为了避开是非,但他决不是个书呆子,事实证明,苏轼是一个有能力的好官,更是一个受人尊敬和喜爱的大文学家。

  苏轼进京赶考金榜题名,二十多岁的他即将走进官场、步入仕途。作为一个年轻的文章家,苏轼在应试时能够一举成名,那么,他在仕途上会不会一帆风顺呢?他能否成为一个官场上游刃有余的强者呢?初出茅庐的苏轼会遇到哪些具体的困难和挫折?

 七、初涉官场 饱受磨练

苏轼担任的第一个官职叫做“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判官”。宋代的官制分官、职、差遣三种,前两种代表名誉、品级,差遣才是实际的职务。“大理评事”是司法机关的属官,但这只是代表苏轼名誉品级的“官”,他的实际职务是“签书凤翔府判官”,是凤翔知府的助理官员。

  按照北宋官府惯例,只有相当资历的官员才能担任“签书判官厅公事”这样知府、知州的助理官,而苏轼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小伙子刚走上工作岗位,就担任这个比较重要的职务,主要是由于他在进士、制举考试以及文章写作方面出类拔萃的表现。

  苏轼决心在这里埋头苦干,做出成绩,实现自己用世报国的理想。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脚底板刚走进凤翔府衙门没几天,就遭遇到一连串的不顺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苏轼年少而才高,深受仁宗皇帝以及朝中大臣的器重,难道还会有人欺负他,给他小鞋穿不成?还会有人小看他,给他找不痛快?还真有。这个人就是苏轼的顶头上司、凤翔知府陈公弼。

  陈公弼也是眉山人,是苏轼同乡,论起辈分来算是苏洵的长辈。在苏轼为陈公弼所作的传记中,我们能够看到,陈公弼这个人身材不高,又黑又瘦,目光冰冷如霜,语言犀利,平时脸上少有笑容,有时更是当面给人下不来台。他疾恶如仇,秉公办事,从来不会考虑自身的祸福得失。对于那些贪官污吏,他严加惩办,决不留情,但对于那些贫寒人家,却又轻财好施,有恩多义。士大夫们在一起游乐玩赏,听说知府来了,就都不说也不笑,连吃的喝的似乎都没有味道了,纷纷散去。他就是这么一个严肃的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头儿。

  苏轼是什么性格?开朗豁达,口无遮拦,想说啥就说啥;加上少年成名,以才气自负,性格上就难免与这位陈知府发生矛盾。而陈公弼呢?才不管你是科举考试的第一名还是第二名,来到官府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公务员,少在这儿摆“少年成名”的架子!苏轼刚到凤翔府,陈知府顺手就给了他几个下马威。

  第一,苏轼在制举考试中是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科目被皇帝点为最上等,有一个同事就尊称苏轼为“苏贤良”。有一次让陈公弼听到了,他很不高兴地说:“一个小小的判官有什么贤良的?”二话不说将那个同事打了好几板子,弄得苏轼非常难堪。

  第二,宋朝规定每年的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官府按照惯例聚会,苏轼赌气没有去,结果被罚了八斤铜。宋朝每一千文铜钱的标准重量通常是五斤,八斤铜等于罚款一千六百文。钱多钱少倒是次要的,关键是太伤情面!

  第三,苏轼以文章得名天下,可陈公弼经常对他起草的文章圈圈点点,反复修改,往往要几易其稿,才得交差,这简直就是对苏轼的极大侮辱。想想看,我苏轼的文章,连当朝文坛宗主欧阳修、当今皇上都说好,你一个区区的知府却乱点笔墨,真是倚老卖老!

  所以苏轼在诗中不无郁闷地写道:“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客位假寐》)什么意思?呆在这个糟老头儿的手下,倒也不用担心丢掉性命,只是经常不得不咬紧牙关,忍受“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的窝囊气(事载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

  此时的苏轼只有二十多岁,年轻气盛,由于才华出众、科场得意,就连仁宗皇帝都对他备加赏识,这更加使得他对前程充满自信。可是,初涉官场,苏轼偏偏遇上了陈公弼这样严厉倔强的上司,陈公弼的百般挑剔让他实在难以忍受。那么,面对苛刻严厉的上司,他是逆来顺受还是针锋相对呢?

  按照苏轼的性格,他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报复一下这个小老头儿。机会终于来了!

  陈公弼在官府后园建了一座楼台,取名“凌虚台”,供官员们休闲时使用。楼台建好了,陈公弼请苏轼为这座凌虚台写一篇文章,留个纪念。

      苏轼的这篇《凌虚台记》是怎么写的?全文不到四百字,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登上凌虚台远望,可见方圆四周都是秦汉隋唐以来帝王的宫室殿堂遗址。想当初它们是多么的富丽堂皇,坚不可摧,比这小小的凌虚台可要宏大得多了!然而多年以后,想要再看看它们的模样,却只剩下一堆残垣断壁,当年宫殿的基址早已化为一片长满庄稼、荆棘的破败田地了!宏伟的帝王宫殿尚且如此,这小小的凌虚台又能如何呢?恐怕也很难长久。凌虚台尚且如此,更何况纷纭莫测的人事变化呢?谁又能预料到个人的穷达得失?命运的反复忽来忽往真是难以把握!有人想借助在世间炫耀自己来满足虚荣之心,这是大错而特错了!世间万物的发展自有持久不绝的生命力,哪里会在乎凌虚台的存亡呢?

  文章的确写得好,虽然是借着小小的亭台而感怀古今,但其中蕴含着一股郁郁勃勃、不可阻挡的生机与活力。不过明眼人也可以看出来,这篇短文也是“小苏”向“老陈”射出的一支小小的讥讽之箭。

  那么陈公弼的反映如何呢?依照他冷面的性格,该不会勃然大怒,再罚苏轼一百斤铜吧?恰恰相反,读了这篇文章后,一向没有笑脸的陈知府却笑了,他说:

  吾视苏明允(苏洵,字明允)犹子也,某(指苏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

  大意是:我对苏洵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苏轼就好像是我的孙子,我平时之所以对他分外严厉,故意不给他好脸色,是因为看他年纪轻轻的就名声大振,担心他把握不住自己,骄傲自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要想办法挫一挫他的锐气,让他头脑冷静一些,没想到这个小伙子还真往心里去了呢,对我满肚子的不高兴呐!

  陈公弼虽然是个严厉的上司,但他的心胸非常开阔,他让下级把这篇文章一字不改刻石立碑于凌虚台旁。也许,陈知府就是要通过这篇碑记告诉后代的年轻人,究竟应当怎样正确看待少年成名,怎样才能真正做一个成熟的人,就是要让年少才高的苏轼领会他的一番良苦用心。

  陈公弼对苏轼的态度很值得我们思考。现在有不少的孩子,因为学习成绩优秀,就成为家长、亲戚、教师、同学心目中的小明星、小皇帝,大家对他们真可以说是众星捧月。这容易使他们形成一种观念,觉得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上天赐给他们的,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与自己的家人、朋友、老师都没关系。其结果是即便顺利考上了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也只不过是个自高自大、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不是一个心理生理健康、健全的人。

  苏轼是幸运的,在家里有严父慈母的教诲,在学习中有欧阳修这样的导师奖掖提携鼓励,到了工作岗位上,又有陈公弼这样严厉的长辈时时敲打他,这对于苏轼人格的健康成长有很大帮助。多年以后,苏轼曾不无悔悟地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在《陈公弼传》中写道:

  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意思是:我在凤翔做官的时候,年少气盛,不懂事,屡屡与陈公弼大人发生争执,有时候甚至怒形于色。现在想起来真是非常后悔。

  苏轼写《凌虚台记》的时候,只有二十八岁,他对世事、对官场的认识还很肤浅;而当他写《陈公弼传》时,已经四十六岁了,在经历了仕途、人生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之后,他自然理解了当年陈公弼严格要求他的良苦用心,所以他以撰写传记的方式表达对长辈陈公弼的深深敬意。苏轼一生只写过十篇传记,其中只有二篇传记涉及当代人物,这十篇传记中,为陈公弼所写的这篇最长,也最为详尽。

       八、新旧党争 针锋相对

      苏轼在凤翔任职三年,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回到了京城。皇帝后来想将他招入翰林院,负责起草诏书,做皇帝的机要秘书。但是宰相们认为苏轼的资历还太浅,经验不足,需要经过更多的锻炼,于是让他改任直史馆,负责编修国史,这对苏轼来说也是个很重要的岗位。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连串的不幸事件降临到苏轼的头上。首先,这一年五月,他的夫人王弗在京城不幸去世,年仅二十七岁。妻子的丧事还没有料理停当,第二年四月,父亲苏洵又与世长辞了,享年五十八岁。于是苏轼苏辙兄弟护送苏洵的灵柩回四川老家,按照规矩须为父亲守丧三年。

  苏轼此时并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家乡。熙宁元年冬,当他准备重返朝廷的时候,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而自己后三十年的人生命运将不得不与这场政治风暴紧紧地联在一起。当年离开家乡去参加科举的时候,他曾与弟弟苏辙相约,功成名就之后返回家乡共享田园之乐,但他没有想到,这一次离开眉山,这个愿望将永远无法实现了!

  那么等待苏轼兄弟的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政治风暴呢?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这还要从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说起。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后,他吸取唐王朝因藩镇割据而最终亡国的教训,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把全国的军权、财权、行政权等统统集中到自己手中。这虽然保证了国家秩序的稳定,但也带来许多弊端。比如宋太祖一方面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将的兵权,交给文臣掌管,一方面又常常调换、换防各地军将、士兵,目的在于“兵不识将,将不识兵”,避免出现军阀拥兵自重的局面,但这样一来却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对于地方政权机构,朝廷也实行分散权力、互相牵制的措施。例如,地方政府设置知州为地方行政首长,又设置通判,是为副首长。然而通判往往由朝廷派遣京官充任,虽然是副职,却有权直接向皇帝上奏。地方事务也由知州与通判共同处置。这种安排当然是为了防止出现地方政权专断独行,但是也会造成行政资源内耗、行政效率低下等弊端。当时官场上流传一个笑话:有个人爱吃螃蟹,他要求去担任知州,有人问他愿意去哪里,他回答道:只要是有螃蟹而没有通判的地方就行(事载宋?欧阳修《归田录》)。由此可见知州与通判的紧张关系。

  再比如财政,对内,朝廷要求地方财赋大多数上交中央。而北宋朝廷优待百官,宋朝官员的俸禄在中国封建朝代中是非常高的。当时宰相一个月的俸禄有五十多万文,按照那时的物价,一斗高价米也不过五十文,这五十万文能买一万斗(十二万斤)高价米。随着官僚机构的极度膨胀,用于官员俸禄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对外,北宋一直处在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之中,为了换得暂时的和平,宋朝每年向西夏交纳七万两白银,五千匹绢,三万斤茶叶,向辽国交纳二十万两白银,三十万匹绢,这又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二十岁的宋神宗即位后,决心锐意变法,富国强兵。王安石就是他相中的主持变法的最佳人选。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建立负责变法的专门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改革户口、赋税、财政收支、粮食漕运、工商收入、兵器制造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事宜。在财经、军事等方面推行一系列的新政策,其核心目的在于强国富民,缓和国内矛盾,巩固朝廷统治。

  但是变法的大幕刚刚拉开,就遇到了空前巨大的阻力。北宋王朝是个需要求变图新的社会,又是一个习惯成自然的保守社会,新法一出台,就在朝廷上下引起了激烈的论争。总的来看,变法派的代表是王安石,反对派的代表是司马光,两派的观点简单归纳起来就是:
         变法派说:要迅速打破烂摊子,尽快重建新规矩;反对派说:还是维持老规矩,慢慢改掉老毛病。变法派说:国库空虚,要用行政权力监管经济,将财富从地主商人的手里赚回来,装到国家的腰包里;反对派说:你这是与老百姓争夺利益,会扰乱经济秩序。

  这真是一桩难断的官司。

  从原则上来讲,王安石变法是对的,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增加国库收入也是对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行政权力干涉经济生活的分寸。国家行政过度干预经济生活,肯定会出问题。而变法派一出问题,反对派们就开始提意见、乱拆台,造成变法派越来越刚愎自用甚至专权独裁,于是两派形成剧烈的政治斗争。只要有一方斗争获胜,就立刻打击报复对方。这样一来,不仅变法寸步难行,而且造成了混乱的政治局面。

  当时朝廷有五位宰相,曾公亮老迈不吭声,富弼多病总告假,唐介不久即病逝,赵抃连声只叫苦,只有王安石虎虎有生气,当时人称这个宰相班子是“生、老、病、死、苦”(事载宋?朱熹等《宋名臣言行录》)。朝中还有很多社会声望较高的老臣或者称病引退,或者自求外任,以消极抵制的方式表示他们的不满。但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他们一如既往地坚持推行变法革新政策。由于原有官吏的引退、罢免、外迁,王安石不得不大量起用新人,一些投机取巧的小人乘机混入变法者队伍。

  当时流传这样一则笑话:一天,一个皇家马戏班子的小丑故意骑着一头驴来到百官朝拜的大殿外,大模大样地要进去。卫士阻拦说:驴子怎么能够进朝廷?这个小丑故作惊讶地说:现在不是凡有脚的都能上朝廷吗?这说明变法派在选拔人才方面的确存在很多的问题,严重损害了变法派的形象。

  这就是当时的朝廷:变法派与反对派唇枪舌剑,怒目相向;变法举措纷纷出笼,如火如荼;人事调整大起大落,鱼龙混杂;社会舆论是非难辨,人心惶惶。为父亲守丧期满的苏轼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重返京城,担任殿中丞、直史官,差判官诰院(负责颁发官吏授官凭证机构)。那么,面对这样的局面,苏轼究竟会站在哪一边呢?苏轼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他是个典型的反对派,原因非常复杂,简单概括主要有三点:

  一、苏轼认为,变法的关键主要在用人而不在改革现行体制,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要动摇朝廷的根本制度,同时在用人方面存在重大失误,所以坚决反对。

  二、苏轼认为,针对当时的朝政局面,变法应循序渐进,不应急躁冒进,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方式过于激烈,所以坚决反对。

  三、苏轼与一大批反对变法的元老重臣、名门贵戚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些大臣的态度影响着苏轼的政治立场。

  总的来说,苏轼希望能够进行和风细雨式的改良,他不能接受疾风暴雨式的革新变法。客观地讲,三十多岁的苏轼当时对北宋王朝的社会弊端、社会问题认识还不够深入,他的从政经历还不很丰富,对于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方面认识不足,消极方面则估计得过于严重,总的来说,他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苏轼给神宗先后上《议学校贡举状》《谏买浙灯状》《拟进士对御试策》《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等多封奏章,系统阐述自己反对变法的理由和态度。

  他告诫皇帝,现在的变法:“譬如乘轻车,驭骏马,冒险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甚未晚也。”(《拟进士对御试策》)意思是说,现在的变法,就好比有人在深更半夜坐着马车奔跑在山间小路上,前面是骏马狂奔,后面是马夫拼命地鞭打,随时都有车毁人亡的危险。希望陛下解下马鞍,喂饱骏马,等到天亮后在大路上慢慢行走,也并不晚啊!

  他警告皇帝:如今的为政之道、变法举措,就好比医生在患者身上用毒药,以性命的死生来检验药效。大宋百姓,都是陛下的子民,难道可以用他们来试验毒药的药效吗?如今的变法之政,小用就会有小失败,大用就会有大失败,如果一意孤行不加以制止,终究会导致国家大乱败亡。我并不是在危言耸听,自古国家存亡都寄托在百姓、军队、官吏、士人等四类人心之上,朝廷失去了这四类人心,就会发生变乱。如今陛下占有所有这些不利的因素(见苏轼《再上皇帝书》)。
        宋神宗一向很欣赏苏轼的才干,他曾经当面询问苏轼对变法的意见,表示即便是当面指出自己的过错也不会怪罪。苏轼的回答果然也不客气,他说:“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苏轼《上皇帝书》)意思是说:陛下英明神武、天纵英才,不可谓不英明、不勤勉、不果断。但是:一、太急于求成;二、提拔官员太快,都是些“直升机”干部;第三、耳朵太软,什么意见都听。请陛下静下心来,细心观察,徐徐图之。神宗对苏轼的这三点意见非常重视,表示一定深思熟虑,认真改过。

  当时,王安石为了统一国内的舆论思想,着手重新解释儒家经典著作。他规定,自己的解释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苏轼对这种做法极为反感,当时流传着许多苏轼嘲弄王安石学术观点的笑话。比如,当时王安石发明了一种标新立异的文字学,它对汉字的结构意义重新解释。一次,苏轼问王安石,波涛的“波”怎么解释,王安石回答:水之皮。苏轼马上说:那滑冰的“滑”不就是水之骨吗?又一次,王安石问苏轼,斑鸠鸟的“鸠”怎么解释?苏轼回答:《诗经》上说,一公一母两只鸤鸠(布谷鸟)停在桑树上,它们的孩子共有七个(鸤鸠在桑,其子七兮)。这一公一母两只鸟加上七只小鸟一共是九只鸟,所以鸠字左边一个九,右边一个鸟啊。王安石深表赞同,过了好一会儿,才醒悟过来,是苏轼在戏弄他(事载宋?曾慥《高斋漫录》)。

  苏轼的一系列反对变法的言论以及真真假假的嘲弄之语让王安石非常恼火和气愤,这些言论会助长反对派的嚣张气焰,会给变法造成损害!所以他要想方设法削减苏轼的影响力。

  宋神宗先后两次想让苏轼担任重要的官职,王安石均表示坚决反对,他对神宗说:“苏轼确实有才华,但学问的路子不正,像苏轼这样的人,其学问很少能够有用于世,反而会有害于世,陛下不可不明察。”(语载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一来二去,神宗皇帝对苏轼也有点儿看不顺眼了,他曾对司马光说:“苏轼并不是一个道德品质好的君子,我觉得你对他并不了解。”(语载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而改革派的一些爪牙们已经开始罗织罪名,打算拔掉苏轼这颗眼中钉、肉中刺。苏轼深知,再在朝廷这个是非之地呆下去,肯定会惹火烧身,于是他主动向皇帝申请离开京城到外地去做官,他想,无论怎样,在地方上总能为百姓做点实际的事情。

  说实话,神宗很希望才华卓著的苏轼能够留下来参与变法,但这显然不可能,神宗只好批准了苏轼的请求,他在批示中写道,派苏轼去安徽颍州担任知州(相当于今市长)。可宰相办公室却改为担任通判(相当于今副市长)。更有趣的是,神宗笔锋一转,又改为:派苏轼去杭州担任通判。杭州城风景秀丽、物产丰饶,富甲一方,到这里做官可是一个大大的美差,宋神宗对苏轼真可谓用心良苦啊(事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

  这一年,苏轼三十六岁。

九、为官一方 政通词美

苏轼这次外任杭州担任通判,固然是为了躲开是非之地,但也是第一次担任大城市的行政官员,这对他的政治才干是个巨大的考验。杭州任期满后,按照宋朝官制三年期满一调任的规定,他还先后被调往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徐州(今属江苏)、湖州(今属浙江)担任知州,前后算起来有八年时间。

  那么,在这八年时间当中,苏轼这位科举考场上的成功者,在实际工作岗位上是考“糊”了,还是考成功了呢?苏轼总是抨击新法、抨击王安石,那么他自己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治国才能呢?他会不会也像李白、杜甫那样,只是个诗文高手,在政治上却施展不开呢?在繁重的行政工作面前,这位大文人还能否做到行文如流水、潇洒任自如呢?

  先说说最有代表性的地方行政工作。

  苏轼这八年的地方工作,最引人注目的业绩是在徐州担任知州期间。徐州位于黄河下游,最大的问题是黄河水患。苏轼刚到任不久,黄河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徐州地区连续大暴雨,洪水来到徐州城下,水位高达两丈八尺九寸,高出城中平地一丈零九寸,随时有可能冲毁城墙,淹没全城,形势万分危急。在这紧要关头,苏轼沉着果断,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才能,分步骤展开抗洪抢险。

  第一步,稳定民心。洪水来临时,徐州城中的有钱人纷纷要求出城避难。苏轼深知如果民心大乱,徐州不保,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城中富户如果弃城逃命,必将使得民心动摇。只要有我苏轼在,洪水决不可能冲毁徐州城!将要走的人劝回城中,稳定了人心。

  第二步,迅速调集五千民夫日夜加固城墙。

  第三步,他亲自冒雨请求驻防徐州的禁军提供支援。宋朝禁军的调动直接听命于皇帝,地方官不能擅自调配。但眼下情况紧急,在苏轼的再三恳求下,禁军将领集合全体官兵奔赴抗洪第一线。在军民的共同奋战下,终于在最大洪峰到来之前,在徐州东南方向筑起了一道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宽二丈的大堤,确保了徐州城的安全

  第四步,他召集水利专家商议决定,立刻开凿徐州北部的清冷口,将围困徐州的洪水引入黄河故道,从根本上解除威胁。

  第五步,调集人手和粮食,援救城外被洪水围困的百姓。

  这些天里,苏轼整天身披蓑衣,脚穿草鞋,拄着木杖,指挥抗洪抢险,累了就打个盹儿,渴了就喝一口凉水,饿了就啃一块饼子。这场洪水围困徐州七十多天,随着洪水回归黄河故道,徐州城终于解围了!百姓们欣喜若狂,载歌载舞。

  苏轼也高兴,但他有更长远的计划。为了确保徐州的长治久安,他向朝廷递交了修建徐州防洪大堤的计划与预算报告。第二年,朝廷给徐州拨款两千四百一十万钱,准许徐州动用地方财政六百三十四万钱,粮食十万多斤,用工七千多人,修筑大堤。神宗皇帝还专门下诏表彰苏轼在抗洪中的卓越表现(事载苏轼《奖谕敕记》)。八月中旬,徐州防洪大堤竣工,苏轼特别在大堤旁修建了一座十丈高的楼台,取名黄楼,取黄土克水之意。远在南都(今河南商丘)任职的苏辙还专门撰写《黄楼赋并叙》,为兄长志贺。

  徐州的抗洪抢险只不过是苏轼八年地方行政首长工作的一个侧面。地方工作大都非常具体甚至琐碎,需要对实际问题有详尽的调查研究,需要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老百姓才能满意。比如在杭州,苏轼与其他官员精心研究修整方案,历经周折,终于修复了坍塌废置的水井,解决了杭州居民长期吃水难的大问题;比如在密州,严重的蝗虫灾害使得百姓流离失所,苏轼就走向田间地头,与百姓一起研究剿灭蝗虫、预防蝗虫和援救孤儿弃儿的方法,努力将蝗灾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八年的辛勤工作证明,苏轼不是书呆子,是个有较高行政才干的好官。可是八年当中,工作这么忙,这么累,苏轼还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吗?还能在文坛上独占鳌头吗?回答是肯定的,事实上,恰恰由于多年地方工作的锻炼,使苏轼的眼界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深刻,从而锻造出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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