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快乐语文【小学版】

教语文能用好教材,举一反三者则事半功倍

 
 
 

日志

 
 

2017年01月07日  

2017-01-07 20:49:20|  分类: 读书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戴手串的莫言:“我们是鲁迅的直系传人”

“灯光很强烈,舞台边上还有乐队,我在观察,身边坐着其他行业同获诺奖的人,对面坐着瑞典皇家的国王、王后、公主们,我感觉我作为一个来自高密的农民孩子,能够在北欧这样一个富丽堂皇的讲台上领奖确实很不容易。”

2017年1月11日,北京皇家饭店的“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最新版暨莫言作品独家授权新闻发布会”上,莫言重新回忆起四年多之前他领奖的那个晚上,那个穿燕尾服的晚上。

今天莫言穿着一件深灰色中式对襟大褂,跟现场读者说“下午好”和“再见”的时候腼腆地挥挥手,绛红色的袖口里,露出一大一小两个手串。

曾跪在桌子上写作

从2012年获奖至今,莫言鲜有新的作品问世。压力是自然的,他常常梦见自己写出了经典的作品和美丽的句子,直到猛然惊醒,才发现空欢喜一场。发布会上他很坦率地说,“我一直在努力,一直很努力,尽管这几年我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去了很多地方,写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但我对文学梦想的力度没有减弱,对写经典文学作品的准备没有停止,我一直在搜集各方面的材料,甚至也悄悄地到一些我准备写作的小说人物所生活的地方去做一些调查和采访。”

与这种“千呼万唤不出来”的缓慢创作境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莫言口中跟余华当室友的日子。

莫言在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联合举办的写作班里学习过两年半的时间,《酒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当时身体不好,莫言就跪在桌子上写。写完后还是室友余华帮忙把作品背到了浙江海盐的老家,投给当地的杂志。

更早些时候,莫言曾因为整天给全国大大小小的杂志报刊投稿,发件量太大,遭到部队里负责收发信件的老孙的嫌弃。据莫言自己回忆,写作旺盛时期曾经在两年内写出80万字的作品。

莫言简单回顾了自己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第一次发表作品的激动经历如今仍历历在目。1981年10月份,保定市的文学刊物《莲池》刊登了莫言的作品《春夜雨霏霏》,给了莫言72块钱的稿费。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我每个月的工资是15块,部队连长的工资才52块。所以大家都知道大队里的保密员发财了,要我请客。我花了10块钱买了只烤鸡,还买了最贵的酒和烟,把战友都叫了过来,大家非常高兴。”

不过莫言也表示,不用过度美化那个一份文学刊物可以发行数百万份、一次诗歌朗诵会可以让首都体育馆座无虚席的80年代,“都说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年代,但当时我们也没有感觉到有多么的黄金,甚至还感觉到挺压抑,小说经常因为描写了什么情节被退稿,被批评。”

“莫言作品全编”长篇小说系列

“我们是鲁迅的直系传人”

不到两个小时的发布会里,莫言提到了鲁迅两次。第一次,莫言说明自己此番将发表过的全部作品交付给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原因时提到,他从小是读着鲁迅、茅盾、郁达夫这些浙江籍作家的作品长大的,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了很多力量,发现了很多主题。“我们的很多作品延续了鲁迅所要讨论和表现的重要问题,我们是他的直系传人。”第二次,是莫言向读者解释自己曾宣称的写作理念,80年代把好人当坏人写,90年代把坏人当好人写,现在把自己当罪人写,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跟鲁迅学的。“鲁迅为什么伟大?鲁迅经常自我拷问,即便写一件小事,也得进行严酷地自我拷问。”

这种文学上相互传承和借鉴的关系,莫言还举了肖洛霍夫跟海明威的例子。“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命运》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们都读了,根本想不到这两个小说怎么有借鉴和学习的关系,但是一经点破以后,你想《老人与海》,一个老人在海上跟一群鲨鱼搏斗,最后一无所有,拿着一个鲨鱼的骨架回去。再想想《一个人的命运》,从家庭中被抓去做战俘,儿子、老婆,什么都没有了,最后收养了一个小孩儿跟自己相依为命,还真是有一点的相似性。”善于学习别人,在别人的故事里发现其他人发现不了的灵感,这是莫言给年轻人在写作上的建议。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现在的“IP”现象时,莫言表示自己是个对戏剧很感兴趣的作家。小时候看了很多地方戏曲长大,他很擅长把人物的对话当作台词来写。他的一些作品被改成了电影,陆陆续续地也有一些导演和演员来谈改编。“IP我不是特别知道,我知道是一个综合著作权,会由一个小说改成电影、电视、手游、漫画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我觉得这对作家来讲是一件好事,一个作家(有)两个IP够吃好多年的。但最根本还是把小说写好,至于什么IP不IP,这不是我的事情。我写一个小说能够IP当然好了。”

据悉,此次浙江文艺出版社获得独家授权的“莫言作品全编”,囊括了莫言自1981年开始创作以来发表过的全部作品,属于第一次全面、系统、完整地展示莫言迄今为止的创作成就,涵盖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剧作、演讲、对话等诸多体裁。所有内容经过详细审校,被莫言认可为“定稿版”。“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是这套全编推出的第一批作品,囊括了莫言迄今为止的十一部长篇力作;两个月后,“莫言中短篇小说系列”(五种)亦将推出。莫言为全新版的十一部长篇小说和五部中短篇小说亲自题写了书名,并为每部作品手书了别具一格的“诗词”作序。

沈从文的1949

文人自杀是易代之际的典型现象。 1948年11月出版的沈从文的朋友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曾发表文章,讨论当年王国维的自杀,以及1948年词人、镌刻家乔大壮[1]指出:

“今日已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在那里竞争。旧的必灭亡,新的必成长。

孕育于旧文化里的人,流连过去,怀疑未来,或对于新者固无所爱,而对于旧者已有所怀疑、憎恨,无法解决这种矛盾,这种死结,隐逸之途已绝,在今日已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可奈何,只好毁灭自己,则死结不解而脱。像王静安、乔大壮两位先生都是生活严肃认真、行止甚谨的人,在这年头儿,偏偏就是生活严肃认真的人,难以活下去。所以我们对于王、乔两先生之死,既敬其志,复悲其遇,所谓生不逢辰之谓也。”

沈从文从他的“常”与“变”的历史观出发,早在 1948年即已认定:“一切终得变。中国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则无可怀疑。 ”在这个意义上,“变”即“常(态) ”(“道”)。“凡事将近于自然。这里若有个人的灭亡,也十分自然。”[1]

“旧的社会实在已不济事了,得一切重作安排。 ”这就意味着要“一切价值重估”。问题是这样的“易代”,由“旧时代”将转入怎样的“新时代”,将发生怎样的价值变化?沈从文也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后却必须用‘信’字

起步。”[2]十三年后的 1961年,沈从文又如是谈到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这个人类历史变动最大的时代,而恰恰生在这个点上,是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3]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沈从文的判断,是有它的道理的:至少说毛泽东时代确实是一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像沈从文这样的知识分子能适应这个由“思”向“信”的历史大变动吗?

沈从文发现了自己的三大困境:

一、作为一个“文法部门”的知识分子(即今天所谓人文知识分子),能够放弃“思想”吗?“我思,我在”[1],“思”对沈从文具有存在论的意义,岂能轻言放弃?而且思想是“有根深蒂固连续性,顽固排他性”的,是无法“忘我,无我”的,“我持”越强越难做到。[2]

二、作为一个“内向型”的知识分子,自己天生地“能由疑而深思,不能由信而勇往”,“永远有‘不承认现实’的因子”,有“永远不承认强权的结子”,“总觉得现实并不合理”。这样的怀疑主义的、永远不满足现状的知识分子,能够和需要“单纯信仰”的“时代要求”相适应吗?[3]—由此人们很容易联想起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里对“不满意于现状”的“感觉灵敏”的“文艺家”的命运的思考。

三、作为一个固执的“乡下人”,“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以及反映这样的生活理想的“旧小说”,是自己多年来抗拒现实黑暗,避免自我屈服、堕落的三大救手,安身立命之处,这样的“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是能够轻易割断的吗?[4]这背后似乎还隐含着对“乡土中国”的消亡的疑惧。

这已经涉及到新时代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视为生命的文学上的成绩的问题。本来,沈从文对于在“一切价值重估”的时代,自己“许多努力得来的成就”,“自不免都若毫无意义可言”是有思想准备的[5],但却没有想到,他所面临的却是“大批判”的革命风暴: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标语。而郭沫若的批判其实是大有来头的。据《毛泽东年谱( 1893—1949)》记载, 1948年1月 14日毛泽东曾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各中央分局电,内称:“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1]这对沈从文的打击是严重的,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沈从文在给丁玲的信中则说是“怕政治上的术谋作成个人倾覆毁灭”。总之,“我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4],让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曹禺笔下的陈白露的“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那句著名台词。担忧“革命胜利了,知识分子却毁灭了”是从海涅开始的世界知识分子历史所共有的命题。[5]

这样,沈从文的困惑乃至恐惧实际上已经上升为存在论的层面:“绳子断碎了,任何结子都无从……”,“你是谁?你存在—是肉体还是生命?”,“我思,我存在,一切均相互存在。我沉默,我消失,一切依旧存在”,“革命来临以后”,我将“如何自处”?“我(的)

‘意志’是什么? ”“‘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9],“我实在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宜。我似乎已失去这个选择力”,”[1]“我究竟是在什么位置上?

其实,早在四十年代沈从文就有了“陷溺”在由“统治者”,“被它所囚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共同构成的“无边无际的海洋”(这很有点类似鲁迅所说的有形之阵与“无物之阵”)里,“把方向完全迷失”的恐惧[2]。他说“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3],以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4]。因此,确如论者所说,沈从文的“疯狂”与自杀都是有“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缘由”的[5]。如果说 1940年前后,沈从文的疯狂与自杀倾向,是由理想(即他所说的存在于“抽象”里的“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和现实人事之间的巨大冲突所引发[6],他尚能够在其间“推挽撑拒”;而到了 1949年,沈从文却面临着这样一个社会:只要被体制拒绝了,就要陷入“凡是大门都关得严严的,没有一处可以进去。全个社会都若对于陌生客人表示拒绝”的根本性的存在困境[7]。

于是,沈从文就深深地陷入了两大精神、心理病态的折磨之中,无以自拔,也无法自救。

首先是被时代、历史、:社会抛弃的“游离感”“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8]。沈从文想起自己一生都是“完全游离于生活之外,作一个旁观者”,这难道就是一种宿命?[9]他觉得自己像“失去方向的风筝”漂浮在天空,“不辨来处归处”;在刹那间,他甚至产生了自己的生命(肉体的与精神的)“游离四散”而“破碎”的幻觉[1]。在幻觉消失以后,他又如此冷静分析这样的游离状态给自己造成的生存困境:“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至死不殆’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2]:意识到这一点,他感到了刻骨铭心的痛苦。

更让他感到恐怖的是,自己“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3]这样的孤立感对沈从文是致命的。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幻觉:“向每一个熟人鞠躬,说明不是一道。/向你们微笑,因为互相十分生疏, /而奇怪会在一起如此下去。 /向你们招呼,因为可以增加生疏。 /一切都不可解,却始终得这样继续下去”[4]。这样的在“熟人”(知识分子群)中的生疏感、异己感,其实

是早已存在于沈从文心灵深处的:他无法摆脱自己的“乡下人”的身份与情结。他在这一时期写给张兆和的信中就提醒说:“莫再提不把我们当朋友的人,我们应当明白城市中人的规矩,这有规矩的,由于不懂,才如此的。”[5]而对那些把自己当作朋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的心中也是自有一条线的:他后来就谈到自己和胡适不讨论政治,因为“他们谈英美政治,和我的空想社会相隔实远”,也不和梁实秋谈文学,“因为那全是从美国学校拿回来的讲义,和我的写作实践完全不合”[1]。而现在,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沈从文更是感到了和这些朋友的隔膜。梁思成、林徽因曾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这样描述他们这些留在大陆,聚集在清华园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心境:“生活极为安定愉快,一群老朋友仍然照样的打发日子,……而且人人都是乐观的,怀着希望的照样工作。”[2]沈从文对老朋友的乐观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若勉强附和……,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3]在沈从文看来,这样的“附和”潮流而求“苟安”是以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为代价的,不过是他早已看惯的“城里人”的“世故”[4],是自己这样的固执的“乡下人”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自己只有孤身坚守了。但却因为坚守而被朋友“当了疯子”,这是沈从文最感惊心的:“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5]。这样的亲密朋友成了“看客”,都“参预谋害”的幻觉,是足以使沈从文崩溃的。—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鲁迅笔下的“狂人”。

沈从文在给丁玲的信中又这样写道:“在一切暗示控制支配中,永远陷入迫害疯狂回复里,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 ”[6]这样的“家庭破灭”几乎把沈从文的恐惧与疯狂推到了顶端。关于家庭危机,沈从文有两点暗示,很值得注意。一是谈到自己这个“只知空想胡写,生活也不严肃的人”,“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忽然圮坍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7]。这里谈到“生活不严肃”,所暗示的自然是沈从文的家庭感情危机。过去已有学者考证、研究过沈从文和诗人高青子、九妹的婚外恋,[1]2009年《十月》 2期发表了新发现的沈从文四十年代小说《摘星录》和《梦与现实》的初刊稿,所写的正是沈从文的另一段婚外恋情,《摘星录》即是这样的爱欲经验和幻想的产物,也就是这篇小说被许杰等作家批评为“色情作品”,郭沫若直斥沈从文的作品为“粉红色的反动文艺”,其主要依据大概也是这篇作品。而在 1940年前后,沈从文的这些婚外恋是引发了家庭危机的,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里,沈从文频频谈到精神的疯狂与自杀欲念,其中一个重要触因就是“主妇”的态度“陷我到完全孤立无助情境中”。[2]在感情与家庭危机过去以后,沈从文在 1945年为纪念结婚十三年写了一篇题为《主妇》的小说,坦承自己“生命最脆弱一部分,即乡下人不见世面处,极容易为一切造形中完美艺术品而感动倾心”,并无法摆脱“长久持家生活折磨所引起的疲乏”,这都造成了“情感泛滥”而给家庭带来“危险”,他说自己为此“战争了十年”,并表示“我得从公民意识上,凡事和主妇合作,来应付那个真正战争所加给一家人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的最后,“我”又被“平衡”理性与情感矛盾的“幻念”带到了“疯狂”,在“无边际的思索”所产生的幻觉中走向滇池,在往前一步即陷入死亡的深渊的那一瞬间清醒了:“我得回家了”,“我”又回到“主妇”身边,但还是“遥闻一种呼唤招邀声”。[3]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无边际思索—疯狂幻觉—自杀欲念—回家欲念”的心理模式,在我们所讨论的“1949年沈从文自杀事件”中再一次出现了,或者说被延续,发展了。这一次并没有“感情泛滥”造成的家庭危机,但郭沫若“反动黄色文艺”的指责,则显然会引发本已趋于平静的感情的痛苦记忆,将沈从文置于道德审判台前,而这样的道德审判又显然铺垫了政治审判:在郭沫若的声讨中,“黄色”是为加强“反动”的罪责的。这样的家庭情感危机与政治的纠缠,对沈从文是最具杀伤力的:既使他有口难辩,更让他感到恐惧。

于是,就有了在给丁玲信中沈从文的另一方面的暗示:“欲使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对我的处理,如第一步就是家庭破裂,我想我神经崩溃恐将无可补救,任何工作意义也没有了!”[1]现在没有材料证实组织在鼓励主妇离开沈从文,他的这一暗示或许有幻觉的成分。但有一个事实,连沈从文也很快就觉察到了:在这个历史、时代的大转折时期,每个人都必然要卷入政治中,作出自己的选择。沈从文因此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政治无所不在》,这可以说是沈从文对新社会的第一个观察,而他的第一个发现,就是“政治浸入了孩子的生命已更深”。这对沈从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在1948年决心留在大陆,就是因为“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船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做牺牲”。[2]现在,孩子(当然更重要的还有“主妇”)都并不困难地接受了新政治,新社会,而自己却因为“乡下人”的固执多所疑虑,这就必然要引起新的家庭冲突。《政治无所不在》一文里,就写到“我们共同扮演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3]这落泪是动人的,也是最具震撼力的,沈从文终于明白,他如不改变自己,不“向人民投降”,[1]不仅为社会所不容,“即使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持下去已极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就是目下情形。我的存在即近于完全孤立”。[2]家庭是沈从文,也是所有的人,在大时代的飘摇中,最后一块安身之处,立足之地,现在也发生了被拒斥的危机。沈从文的游离感、孤立感都发展到了极致,已是他极度敏感的心灵所难以承受,而他的丰富的想象力,又极度地强化了他的恐惧感,他终于到了“疯狂”的绝地,在“投降”之前,只有借“彻底休息”保留一个完整的自我来作最后的挣扎了。

以上的讨论,说明 1949年沈从文自杀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既有政治的压力,也有家庭的危机,更是易代之际知识分子游离于时代,被社会拒斥孤立,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精神危机,这都是具有极大典型性的。沈从文个人与家庭的情感危机或许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家庭情感危机和政治的纠缠,在 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一再发生,这也够得上是一个典型现象。

但问题的另一面却是置之绝地而后生,在沈从文的疯狂与自绝中也孕育着新生。正像前文所分析的十年前的那次情感的、家庭的、精神的危机止步于自杀的边缘,最后“回家”了;这一次,在自杀被救以后,他也是“回到家里”,“终于还被大力所吸引,所征服”,“被迫离群复默然归队”了。[3]—这样的“默然归队”,在1949年以后的大陆知识分子中也是具有典型性的。

上了这么多年的语文课,你写得好文章吗?

2017年01月07日 - xym1022 - 快乐语文【小学版】

理想国2017年01月07日 - xym1022 - 快乐语文【小学版】

2017年01月07日 - xym1022 - 快乐语文【小学版】

2017/01/05 22:12


看到这个标题,主页君不禁联想到当年自己高考的时候——那时对作文一科深恶痛绝,斥为“八股”,但是如今再想提笔写文章,却总逃脱不掉应试作文的窠臼:比如每当心中有感于生活中曲折美好,想写文章但总无法准确表达。

正是有感于语文教学与应试作文之种种弊端,作家张大春继《认得几个字》之后,在《文章自在》(理想国,2017年1月出版)中再谈文章之道。

《文章自在》收录三十多篇例文,示范各种写作技巧,诸如怎样提高写作能力、如何另辟蹊径写命题作文、如何化用典故和写作公式,等等。

此间种种努力和用心,是想跟万千学子讲明——“写文章,是要培养一种随身携带的能力,而非用后即丢的资格。”

文 章 自 在

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从来没有出版过一本“散文集”,过往纸本媒体通行而发达的时代,绝大部分非虚构的文章随写随刊,手边不留底稿,也不以为这些东西有什么结集保存甚至流传的价值。二〇〇三年之后开始用电脑写作,一键轻敲,百篇庋藏, 都在硬碟文档之中,偶尔对屏卷看。不读则已,一读就想改;一改辄不能罢休,几乎除旧布新。也因之暗自庆幸:好在当时没有出书!在我的电脑里,绝大部分的散文稿都集中在一个档名之下:“藏天下录”。

这就让我想起一则九百年前改文章的老故事。南宋宰辅晏敦复是大词人晏殊的曾孙、晏几道的侄孙,可见传家文气,累世风流。有一次晏敦复为某一同朝仕宦作墓志铭,作完了拿给另一位词家朱敦儒过目,朱敦儒阅后道:“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晏敦复苦苦相求,朱敦儒才指着文章里的一句“有文集十卷”说:“此处欠。”晏敦复又问:“欠什么呢?”朱敦儒道:“欠‘不行于世’四字。”晏敦复明白了,他没有完全依照老朋友的指示修改,仍遵其意,添了“藏于家”三个字。


朱敦儒改晏敦复的文章,是“修辞立其诚”的用意。即使死者为大,也不应当予以过当的称许。文集十卷固然堪说是“立言”了,然而既未获刊行,便不可借模糊之语谬赞。十卷文集之不得行于世,表示此人的文章尚未获公认,这就涉及作墓志者一言褒贬的文德。晏敦复大约还是不忍道破,遂宛转以“藏于家”来取代“不行于世”;既不失实,也保全了亡者颜面,如此修改,是小文章里的大判断。

然而,我毕竟还是把应该“藏于家”的一部分文字翻检出来,例以示法,针对的是那些和我自己的孩子差不多年纪、一样处境、苦于命题考作文的青少年,只为了说明一个概念,那就是“写文章,不搞作文”。

由考试领导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在每一个学科、每一个领域的教学现场,老师们都有不得不逐潮而去、恐后争先、而徒呼负负的感慨。作文当然也是如此。你可以说:本来文章无法,可是一考就考出了拘絷文词之法。你也可以说:本来文章有法,可是真正让文章有妙趣、有神采、有特色、有风格的法,非但不能经由考试鉴别,也不能经由应付考试的练习而培养。

于是学子所能悟者,反而是最恶劣的一种心思,以为写文章就是借巧言、说假话, “修辞败其诚”。其上焉者多背诵一些能够广泛发挥的铭言事典,临考时兵来将挡,水来将也挡;中焉者多援引几句烂熟于胸的俗谚成语,临考时张冠李戴,李冠张也戴;下焉者只好闲话两句,“匆匆不及草书”,顺便问候批改老师:“您实在辛苦了!”无论何者,面对考题,只能顺藤摸瓜,捕捉出题人的用意,趋赴而争鸣。


国人多以中文系所、复献身教育的先生们会写文章,自然也知道如何教文章。事实却非如此。大部分的教育工作者并不写文章,但是所有的国文科教师都必须随时教作文、考作文、改作文。我们的教育主管当局只好辩称:作文是训练基本表达能力,不是培养专业作家。而我却要说:如果不能以写文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不过就是取法乎下而不知伊于胡底,到头来我们所接收的成果就是一代人感慨下一代人的思想空疏、语言乏味、见识浅薄。

今天自以为身处新时代进步社会的我们每每取喻“八股”二字以讽作文考试。殊不知眼前的考作文还远不如旧日的考八股—因为八股讲究的义法,还能引发、诱导并锻炼作文章的人操纵文气,离合章句,条陈缕析,辨事知理。而当前的各级升学作文考试,却由于不只一代的大人普遍不会写文章、教文章,而任令中文系所出身的学者,运用文法学、修辞学上极其有限的概念,设局命题,制订评分标准,刻舟求剑,胶柱鼓瑟,更进一步将写文章美好、活泼以及启发思维的趣味完全抹煞。达官显贵一至于贩夫走卒,在这一点上倒是齐头立足皆平等:不会作文章而乃不知如何表达,遂成举国累世之共业。


有文藏于家,时或欠公德。毕竟我眼里还看着:年复一年、有如必要之恶、不得不为之的各种作文考试依旧行之如仪;而举目多有、也只能听任其各申己说,致使作文不断公式化、教条化的补习教育也依旧大兴其道。实难想象: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大概除了等待天才如戈多、却永无可期之外,安能启迪造就愿意独立思辨且乐于真诚书写的人们?就一个写了四十多年、自负各体文章无不能应心试手的我来说,是可忍而孰不可忍?即使自私地从一职业作家的角度来说:一代又一代,不能识我之文的人愈来愈多,能够体会我意的人愈来愈少,也着实大不利己。

于是搜筩发箧,检点篇什,编而辑之。在这本书里,除了序文之外,还包括概论三篇,引文三十四篇、例文四十篇,兼收苏洵、鲁迅、胡适、梁实秋、林今开、毛尖等古今诸家文各一篇,以及跋文、附录各一。

小子何莫学夫散文?即使一生尽写一部书,而不行于世,但能博得三数学子青眼, 以为比课本讲义教材评量等物有趣,便值得了。是为序。

写 好 玩 的

中小学教学现场一直有一个说法(我忍住不用“迷思”二字):不考作文就没办法教写作文。坦白说: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这个说法无法解释孩子在联考时代到会考时代从来不考玩耍,可是一样爱玩耍;不考滑手机,可是一样爱滑手机。

考作文之“理据”看起来是消极性的—也就是说:当教学手段无法激发学习兴趣的时候,就干脆不去激发兴趣,而是激发学习者“不学习就要倒大楣”的恐惧。目前会考学科之外以作文六级分为录取门槛就是这种手段的极致。

我多年来一向呼吁:要彻底除升学主义之魅可能很艰难,但是要从作文教学扭转八股流毒的取向倒是可以做到的。问题在于实施教育的人有没有办法不以考试领导教学(也就是不以激发恐惧带引学习动机)。


我的脸书之友庄子弘是两年之前参加会考的初中生,他传了私信给我,问我:“余秋雨和郭敬明到底怎样?”彼时已无大考小考,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半夜不睡可不只是因为隔日不上课的缘故,他恐怕是真心想印证一下—在他看来“文学造诣可疑”的作家们之浪得虚名或恐会让他睡不着觉吧?

我撑着答了几句,褒贬玩笑如何,也不太记得了,要之在于这位于我堪称陌生的小脸友对写作这件事有兴趣、对写作的价值判断有好奇心、对写作的成就或名声有想法,这些兴趣、好奇、想法或者不成熟,无论如何却是自动自发的。

我邻居的孩子也在今年应考,她是一位小提琴高手,非常注重课业,随时都检讨着自己和同学在学科方面的评比情况—老实说,我总觉得她竞心太强,日后一定很辛苦。可是,有一天,她忽然填了几阕马致远的《天净沙》,要我欣赏。我细读几遍,发现一些平仄声调上的问题,就提供了点意见。我问她:“这是学校的功课吗?”她居然说不是,“是自己写好玩的。”

“自己写好玩”,表示别人不一定以为好玩。可是从事教育的人不也经常把“适性量才”挂在嘴边,说是要寻找每个孩子真正的兴趣吗?“真正的”绝对不是“唯一的”或者“最喜欢的”,早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论述之中,就已经明白昭告天下人:对于一个少儿来说,真正的兴趣是无穷尽的,只要施教者(或成人)让事物显现其趣味。


庄子弘发文提到他的作文二级分,我无意也没有资格替他争取。可是冲他那一通扰人清梦的留言,我断断乎相信他还保有一种对于更繁复的文学世界单纯而执着的兴趣; 至于小提琴高手,我也几乎可以断言:她对元曲的兴趣并非来自与同学作课业较劲的动机,而是自然而然感动于、也回应了诗歌音乐性的召唤。

我一再回忆这些孩子青苗初发的文学兴味,其难能可贵,都令我泫然欲泣;因为我知道:再过几个月、也许几年,经历过课堂上随时压迫而来的考试恐惧,再加上种种为了应付考作文而打造出来的修辞教学,他们就再也不会相信文学最初的感动,也不再记得曾经骚动他们的文字。

他们终将随俗而化,视融入积极竞争而获致主流社会认可的成功为要务。也就像怀特(E. B. White)在《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中所讽喻的那样:女孩主人翁芬儿(Fern)很快地长大,之后再也听不见动物们的交谈。

我不是要告诉你文学多么美好,我只是要说:考作文杀害了孩子们作文的能力,让一代又一代的下一代只能轻鄙少儿时代多么言不由衷或人云亦云。一切只归因于年长的我们不会教作文。 |

上文选摘自

张大春新书《文章自在》

(点击阅读原文,了解书籍预售详情)

|


万千学子苦于应试作文久矣,写起命题作文常常无从下笔。

作者层层剖析,阐明真正让文章有妙趣、有神采、有特色、有风格的方法,非但不能经由考试鉴别,也不能经由应付考试的练习而培养。写好文章的基础在于累积对于天地人事的体会,自由不羁地表达;写好作文的关键则在于,要以写文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写文章,不要搞作文!

作家张大春

  评论这张
 
阅读(38)|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